两宋文明在中国历史上有它的独特韵味。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指出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品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彩，无论是物质世界的光彩夺目，还是精神世界的审美意趣，宋文化总让人感到意味深长。

“衣食住行”每个方面都关系着千家万户， “出行有道，行车有德，停车有序”是现代人为了保证交通安全所制定的目标。那么在交通手段混杂且相对落后的古代，人们是怎么解决交通问题的呢？根据目前可知的文字，在全国范围推广交通规则的做法始于唐代。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颁布了《仪制令》，主要内容为“贱避贵、少避长、轻避重、去避来”十二个字，简明易懂，便于宣教。到了宋代，识字的人多了，《仪制令》还被刻在石碑或木板上，立于大街要道，以提醒行人和车辆遵守规则。而且宋朝作为平民时代的开端，对于法令中森严的等级制度也有怀柔的补充：携带重物，或有事急行者，行人都应该避让。在交通拥堵的时候，这几个回避原则，哪怕皇亲国戚，也是需要遵守的。因此北宋名画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才有各色人群摩肩接踵的热闹景象。

《仪制令》虽是宋代普遍遵守的交通规则，但毕竟太过简单笼统，不可能维护到各个方面的交通秩序，其中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城市交通。宋朝的厢坊制度打破了唐朝的坊市制度，允许居民区破墙开店，这样一来人员与各种交通工具流量就增多，交通内容变得复杂多样。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，商家还会侵占道路等公共空间做买卖，也造成街巷狭窄。因此为了更为细致地管理好交通，宋代在法律体系中推出了“交规”的概念。

宋代将仪制令刻于石碑上

《宋刑统》规定：“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，无故走车马者，笞五十……见血为伤，杖八十……”致人终身残疾者，“流二千五百里。”“走车马”就是策马疾驰或驾车疾行。市区交通有了强制“限速”制度。除非有公私紧急事情，城市内不得在街巷以及有三个行人以上的地方快速策马、驾车，否则，不管有没有撞伤行人，均给予“笞五十”的刑罚。《宋刑统》还出台了交通事故处理的规定：如“无故走车马伤杀人”将比照“斗杀伤”量刑，不过会根据严重程度相应地“减一等”。原来在宋代交通事故和故意伤害罪是同等的。

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在《卖油翁》一文中提到的神箭手陈尧咨，在就任长安市长期间，曾判过一起交通肇事案件。李姓同僚的儿子李衙内，仪仗父势，目无法纪，经常纠集一干人等，于闹市之中飙车跃马。陈尧咨对此素有耳闻。走马上任后便派人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。一次，李衙内伙同狐朋狗友，又在闹市驾车疾驰，沿途撞翻压碎路旁摊点物品，被陈尧咨派出的人员逮了个正着。因为及时制止，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，但物损严重，引发了秩序混乱。陈尧咨判定数罪并罚，每人鞭笞五十，责令对毁坏的物品加倍赔偿。对李衙内的责罚与其他人等一视同仁，丝毫不徇私情，严厉的执法震慑了这帮胡作非为的官二代，市面交通得到有效治理。

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车马交通

南宋淳熙年间，朱熹任南康知军期间也处理了一起交通事故。当地有个官二代孙衙内，在闹市跃马，踩伤一名儿童。朱熹知道此事后，立即命令吏人，将肇事者孙衙内送入监狱，等候审判。并要求依照法律，入狱时即对孙衙内实施“笞五十”的刑罚。

犯人押解到位后，朱熹对案件非常重视，办完公务后就亲自到监狱中查验，却发现孙衙内毫发未损，原来肇事者买通吏人，谎报了受刑的情况。朱熹大怒，立即连夜将吏人与肇事者一同提审。吏人徇私舞弊，“杖脊”并开除公职，面对替孙衙内求情的人，也完全不买账。

所以对于扰乱交通的危险驾驶行为，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，人都是最为核心的因素。根据相关统计，全世界每年大约有60万左右的人死于交通事故，大约有1200万人在交通事故中受伤。交通安全无小事，古今皆同。